由此可见中国信访机构进一步改革的基本方向或出路应该是对行政权的民主监控。

我国的政体是人民代表大会，在人民代表大会统一行使国家权力的前提下，对行政权、审判权、检察权，或者说对行政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的职权又有明确的划分。《监督法》高票获得通过彰显了人民的期盼，人大作为代表民意行使对政府和司法机关进行监督的部门，在这个问题上一定要不辱使命，一定要防止把监督法束之高阁的做法，而要在严格有效的实施中，去真正体现法律的权威和强大生命力。

三是突出监督时效，强调跟踪督办。而2002年初次提交人大常委会议审议的监督法草案名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监督法（草案）》。进入专题： 监督法 。常委会审议执法检查的情况报告。了解这部法律的出台过程与基本内容，对我们更好地认识和执行它，或许不无裨益。

其实，对乔晓阳这段话的意思还可以换用更直白的语言进行表述，那就是在怎样把握我国人大监督与西方三权分离的问题上，我们经历了较为长久的认识过程，这个过程直接影响着监督法的制定过程。陈丕显副委员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指出，要从政治体制改革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高度，进一步提高对人大监督工作的认识。在诉讼活动的任何阶段，只要办理案件的司法机关有法定的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办理、不宜行使办理权权的事由，该司法机关就应该主动回避，否则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应有权申请该司法机关回避。

同样是回避，但司法机关的回避不同于司法工作人员的回避。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的主要负责人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与本案的利害关系或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回避制度是诉讼中一项基本制度，世界各国诉讼法都对回避制度作了规定，我国也十分重视办案人员的回避问题，三大诉讼法除了在总则中对回避制度作了原则性的规定，还在分章中对回避制度的内容作了专门规定。需要强调的是，诉讼中司法机关回避的主体只能是地方和专门司法机关，不包括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考察各国的理论与实践，回避制度主要是为诉讼公正服务的，普通法传统中作为正当程序原则之一的任何人不得成为审理自己案件的法官即是回避制度的朴素表达。通过完善回避制度视角中的管辖变更制度来解决司法机关回避问题，实际上是一种渐进型的改良作法，一方面可以充分现有的制度资源，另一方面可以实现对整体回避问题的解决和管辖变更制度的系统性完善，达到制度建构资源的节省和耗费部分的充分利用。

司法机关的回避如果理由成立，则原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将不能再行使管辖权对案件进行办理，而本来没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将通过指定管辖取得对该案件的办理权。但无论换成该院的谁，都是被告弟弟的同事，只要王某稍加活动，甚至根本无需活动，该案的审理都会偏离公正的方向。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遇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法院因案件有需要回避情形时，认为其不能行使管辖权的，可以请求上一级检察机关和法院决定变更管辖，上一级检察机关和法院可以自行管辖，也可以指定与被提出回避请求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法院同级的其他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法院管辖。2、增加规定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申请变更管辖的诉讼权利。

有利害关系又有管辖权的法院没有主动将案件移送出本院，则法院的过错是明显的。3、将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法院需要回避的情形规定为：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是本案的当事人或者与本案的利害关系或其他关系可能影响案件公正处理的。其一，某法院受理了一起货款纠纷案件，被告某公司就在该法院的隔壁，法院和被告共用一厕所，法院法官上下班都从被告门前经过，这种情况下，该法院是否应该回避，立法上没有规定，但从设立回避制度的初衷看，凡是可能影响到案件公正审理的，都应该在需要回避的范围之列。但是，法院的回避有别于审判人员的回避，法院应当回避和能否使之回避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如果办案人员有应当回避的情形而仍参加案件的办理，即使案件得到公正的办理，也难以消除当事人对办案人员是否公正处理的怀疑，其直接结果是出现不必要的讼累和执行障碍，最终会损害公众对司法机关的信任和法治的信心。本案中，被告和法院地理位置如此特殊，两者之间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关系，至少工作人员之间混个脸熟，为了避嫌，整个法院都应回避。

这说明我国目前的诉讼回避制度实质上是一种个别回避制度，只是针对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的主要成员的职务行为而适用，不能适用于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作为法人主体时的整体回避问题。因此，牺牲回避制度这个相对较小框架的形式理性以置换诉讼基本制度这个相对较大框架的形式理性是可以接受的，符合成文法典对形式理性的基本要求。

因此本文所说的司法机关回避，不是主张变更诉讼法中有关管辖的规定，而是呼吁赋予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要求办理案件的司法机关移送对案件管辖的申请权利。这些决定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在处理与其自身有利害关系的案件时极易坚持利己的立场，影响诉讼公正的获得，漠视当事人的正当诉讼权利，降低整个社会对行政执法和司法的信任。规定有管辖权的公安机关、检察机关或法院因案件有需要回避情形时，不能行使管辖权的，可以请求上一级公安机关、检察机关和法院管辖。2、后者的作法对社会稳定的影响会更小，会充分利用现有的制度资源和减少对制度建构资源的耗费。回避制度作为一种诉讼理念和制度设计，其目的是尽可能减少这些因素对司法过程的影响，实现司法公正。如民事诉讼中法院在立案时只是程序审查，判断是否立案的证据是当事人自己提供的。

基于上述论证，解决诉讼中的司法机关回避问题，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手：1、扩大现有司法解释中的管辖变更制度的主体适用范围，将管辖变更制度的适用主体扩展到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此外，国家权力具有天生的易滥用性和逐猎利益性，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作为国家权力的握有和行使主体，在国家机关的现有体系中实行经费独立核算和支配，具有明确的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利益诉求。

进入专题： 司法 。因此，法院有足够的时间，判断是否应将案件移送上级法院指定管辖。

司法机关回避问题和个别回避问题毕竟存在着不少的差异，若参照现有的个别回避制度建构司法机关回避的相关规则，实际上是一种激进作法，将涉及到司法机整体回避的种类、适用情形、适用主体、发动程序、决定程序、异议程序和违反司法机关回避制度的法律后果等方面，这将是一个十分庞杂的系统工程，将伴随着对制度建构资源的更大耗费，改革后的诉讼回避制度将会与人们在现有的诉讼回避制度的惯性作用下形成的通常理解与认识产生十分明显的差距，容易导致社会接受的困难，甚至是抵制。上一级人民法院也可以指定与提出请求的人民法院同级的其他人民法院管辖。

读者了解上述案件的基本情况后的第一个反映可能就是认为该区法院应当回避。但是，如果案情要求司法机关的全体办案人员回避则涉及变更司法机关管辖的问题了。笔者将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请司法机关移送管辖称为诉讼中司法机关的回避，简称司法机关回避。司法回避的实质是对案件管辖权的转移。

因为该法院在行使审判权的同时又以证人的身份出现。上午8时许，包括区法院的法官、区检察院的检察员在内的区直机关工作人员和警察、保安人员400余人到现场为施工单位维持秩序。

上一级法院也可以指定与提出请求的法院同级的其他法院管辖。传统的回避概念中的回避主体为办案人员，只要其办理的案件具备法律规定的回避情况，该人员都应自行回避或由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申请其回避，而不论被申请回避人员隶属于哪一级的司法机关。

在此情势下施工单位的二台挖掘机进入麦地强行挖青苗，从而引发现场骚乱。时隔一年后，区公安部门以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逮捕了数名村民，区检察院对其提起公诉，区法院受理了此案。

前者指打破我国诉讼回避制度的目前框架，将作为整体的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纳入诉讼回避制度的适用主体范围之内，参照现有的个别回避制度建构相关规则规制司法机关回避问题。法院是否有过错，使刑事诉讼中法院的回避区别于民事诉讼中的管辖异议。2、司法机关的回避与司法工作人员的回避。四、建立和完善司法机关回避制度的途径选择解决司法机关回避问题至少可以从完善回避制度和管辖变更制度两方面入手。

现有的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对司法机关回避问题已经有所涉及。3、前者的作法可以实行诉讼回避制度的全面整合，做到在其制度框架内解决问题，并尽可能的维护制度的体系完整性和逻辑严谨性。

由于司法主权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不应包括在回避的范围之内。4月2日清晨，数百村民自发地来到已返青的麦地，向施工单位表示如不给够补偿金就不让其进入耕地的决心。

4月1日村民得知施工单位将于翌日到自己的麦田强行挖麦苗。1、司法机关回避与诉讼法中的管辖异议。